摘要：根据2006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8条，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 ...
基本权利直接适用论不仅不能克服，且面临更胜于保护规范理论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处置的难度明显加大，单单依靠政府，是难以完成全部的防控、处置的，需要充分借助行政相对人的配合、协助，形成政府—民众—社会多元治理结构，方能高效回应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严峻挑战。因此，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具有法定性，这也是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而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的前提条件。
四、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现实检视与制度完善我国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至少存在三个不足：一是，基本概念的研究不足。行政法律责任是目前我国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须承担的主要法律责任。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具有合目的性。(27)以行政调查为例，因调查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查清违法事实，因此，行政调查中的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也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为限。另一方面，与公权力主体相比，行政相对人可能更熟知或更能掌握正确的资料。
行政相对人进入行政程序后，其自然成为行政活动的参与者、配合者、告诫者、监督者，有助于推动公权力主体依法行政、有效行政。其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是最为常见的处罚方式。(71)日本设立了公务员伦理审查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制定、修改公务员伦理守则意见、伦理法的纪律处分标准，调查研究和规划公职人员的伦理问题，规划和协调公职人员伦理培训计划、提供指导和建议，审查礼品、股票买卖和收入的报告，调查并采取纪律行动制裁违反国家公共服务伦理法的公职人员。
①推进行政法律制度的系统化，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制定行政法总则，这有助于消除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所存在矛盾冲突的状态，建立起良好的行政法律秩序。⑨法律规范的实际运作结果，不仅有赖于法律自身的良善品质，而且对善意行政执法期待更甚。(63)监察专员成为由立法机关或由最高行政机关任命，独立调查和处理公众对政府部门或公共官员侵犯权利、滥用职权、不公平决定和不良行政行为申诉的专门官员。④经常不断地在职进修。
美国学者举过如何处理K夫人问题的例子：某基层执法人员发现K夫人的房屋出现危险情况，如果刻板地执行规定，不符合他心中的法律良善目的，此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忘掉这些特殊情况，果断执行规定，二是向有决定权的上级反映。④参见解志勇、陈国栋：论严格规则主义下的行政行为合法性机制，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第422-432页。
⑥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4页。传统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程序等原则，主要着眼于特定行政行为，对其要件进行规范。可以通过向下授权、提高专业化水平、简化科层等方式，并确立不良或非善意行为的调查、职业伦理的评价与指导、考核与问责联动等机制，促进善意履职。其二，对担任领导职务、负有政治责任的高级别公职人员而言，由于曝光度高，基于舆论的调查结果一般较为客观，可接受度也会较高。
我国简政放权的改革实践与其殊途同归，所谓放权，对机关下放的是行政权限，对个人下放的是裁量权，二者都是实质性权力。关 键 词：行政法总则 善意履职 法律实施 行政行为 职业伦理 行政法学界对于我国尽快制定一部《行政法总则》或《行政法通则》抱有热切期待，尤其是在《民法典》通过以后，这个愿望变得更为现实和诱人，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而善意履职中的善意，则是该原则的核心概念和关键内容。大部制改革和某些地方推行的省直管县、强权扩县(镇)改革等都具有简化科层的意图，有利于改善因组织结构导致的非善意。
组织内会不可避免地生成一些潜规则，与正式法律规则形成对抗，并且个人难以借助常规渠道表达异议，这就需要建立一些非常规的机制，以突破制度阻隔，如举报制度，其背后的制度束缚，以及潜在举报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复杂程度远超想象。(72)参见张成福等：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8-9页。
虽然合理性原则部分触及对执法者主观心理状态的考察，但总归不以其为核心关切。但长期以来，对专业化的推动举措仍停留在表层，主要是通过完善选拔机制和培训机制进行，而没有充分考虑公职人员自身教育背景的限制因素。
但问责应该分清层次，对非善意行为的问责不可与对违法和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混为一谈，它们在责任形式、问责目的等方面有较大区别，对非善意的问责，一般就是加强职业伦理教育、批评、责令检讨和改正、离职培训、调整内部工作分工等，一定要避免过度问责、多重问责，建立和完善善意履职免责制度。(26)三是不拖延地适用，谓之尽职。(24)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盱行初字第0004号。(51)专业化意味着该职业成为全时工作，需要建设专业的教育训练机构、专业协会，以推出职业代表人物、建立自律行为准则等。⑤从要件角度看，行政行为合法性要件一般包括主体、权限、内容、程序、法律适用等，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等主体性因素及其职业伦理表现往往被归入主体要件部分，现行法律对主体要件的关注基本上都指向了行政主体的职权、职责等客观领域，对公职人员的主观状态普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行政程序法尚未法典化的中国大陆尤其如此。监察专员对不良行政行为即非善意行为的调查，与司法审查有本质区别。
我们有能力借鉴民法总则的立法技术，将我国行政法中共性的东西抽取出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总则。二是建构友好良善的法律执行机制，确保法律执行者真心地实施法律。
第二步，完善针对具体公务活动的指导和评价机制，增强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注释：①万学忠、郭胜习：学界首次提出构建中国行政法法典，载《法制日报》2018年1月19日，第6版。
(25)善意的具体表述虽然略有差异，但核心意涵是一致的：首先是忠诚，强调行为的前后一致性。(38)此外，组织内的局部利益主动设置障碍，维护小团体利益的潜规则，也加剧了信息传递的扭曲和沟通机制的不畅。
(41)参见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11)Harry W.Jones,The Efficacy of Law,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pp.14-35.(12)参见李海东：论组织目标置换产生的原因和防范措施，《学术交流》2009年第12期，第144页。如果直接引入公民评价难度较大，可以考虑把诸如不良公务行为申诉或其他间接评价材料纳入考核环节。3.简化科层，消除壁垒行政组织内的沟通问题，容易形成善意履职的障碍，最重要的改进手段是简化科层。
(27)参见(美)特里·L.库伯：《行政责任：行政伦理学的关键》，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3页。权力大到能够左右责任的分配，自利就能被合法地掩盖。
行政领域的潜规则有时被视为相对于正式规则而言的另类规范，(33)有三个特征：一是显性对此、隐性对彼，即厚此薄彼。部分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介于内部举报和外部举报之间的一个缓冲带。
(30)直至党的十八大以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才使得形势真正得到扭转。其中，政府伦理办公室职能十分重要，直接对总统、国务院和国会负责，办公室主任由总统提名经国会任命。
本案二被告人在明知局长办公会决议违法的情况下，未对局长提出的相关错误指令提出异议……二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如处理不当，可能使举报人受到最为极端的报复，即便没有这些报复，最终的结果也很可能不符合举报人本来的意愿，这是很难处理的矛盾。(一)善意和诚实信用具有可评价性善意履职原则建构在诚实信用和善意等概念基础之上，不会产生内涵无法界定和把握的问题。此外，教条式地执行法律，必然不会带来善意的结果。
同时，将善意运用到物权法具体制度中时，由于关联规则的存在，这个问题就不那么严重。(74)需要借鉴的是其将伦理规范法治化的理念和实践路径。
如果公职人员眼里除了僵硬的内部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貌似忠实于法律，实则不然，因为法律客观上存有缺陷，需要不断完善，公职人员应该主动弥合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裂缝。或者面临巨大的内心分裂，要么压抑自己的价值观痛苦地执行法律，要么阳奉阴违或消极实施、暗中破坏。
(38)参见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38-39页。多个部门貌似积极执法，实则都在逐利。
